誰幫農民工“站著把錢拿回來”？

    16日，河北農民工劉德軍為討回3200元工資，毅然喝下劇毒農藥，目前已出現肺部功能衰竭、腎功能衰竭，醫生稱沒有挽救的可能，而老板卻稱“要死趕緊死，死了我給雙份錢”。對此，勞動監察保障大隊答復“管不了”，派出所認定，“這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公安機關管轄的案件。”（1月29日《京華時報》）

    又是一起令人揪心的討薪悲劇！日前，《人民日報》曾為農民工朋友發出“我們要站著把錢拿回來”的呼聲，“站著把錢拿回來”，就是要讓勞動者不犧牲人格尊嚴，不以健康和生命為代價，體面地獲取勞動報酬。可檢視這場討薪悲劇，農民工“以死討薪”，尚不能打動老板的蛇蝎心腸，而相關部門不是“管不了”，就是“不想管”。在這種逼仄的維權語境下，農民工要想“站著把錢拿回來”，談何容易？

    “要死趕緊死，死了我給雙份錢。”類似狂語每每出現在弱勢維權場面。前不久，河北承德66歲的農民王秀珍，因其家中拆遷之事向政府部門尋求幫助，好不容易見到鎮黨委書記史國忠，史國忠卻說：“這我還管不了，一樓二樓別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樓。”——正所謂“昏官不畏民死，奈何民以死懼之？”權利博弈如此懸殊，僅憑個體維權的微薄之力，別說“站著把錢拿回來”，能“活著把錢拿回來”就不錯了。

    因此，要想讓農民工“站著把錢拿回來”，還需要政府部門有所擔當。而不能像玉田縣勞動監察保障大隊那樣充當甩手掌柜，認為自己“管不了”，更不能像當地派出所那樣推三阻四，認定“不是公安機關管轄的案件。”這樣的回復不免讓人心寒。嚴懲惡意欠薪，需要政府部門實實在在的作為，不能簡單地發個文件，開個會議，搞個檢查，走個過場。

    讓農民工“站著把錢拿回來”，還要想辦法降低農民工維權的法律成本。許多農民工為何不愿意選擇勞動監察、仲裁及訴訟等正當的維權方式，而是采取跳樓、堵路、爬塔吊、服毒等極端手段討薪？我想，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維權成本太高。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法律援助，農民工矮化的權利就很難真正“站起來”，而“站著把錢拿回來”也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時近年關，也許，還有許農民工朋友在等著要回他們的血汗錢回家過年。但愿，讓農民工流汗流血又流淚的討薪悲劇不再發生。畢竟，農民工不是《讓子彈飛》中的“麻匪”，他們不可能拿手槍指著老板“站著拿錢”——可誰又能幫他們把錢要回來，而且是“站著把錢要回來”呢？讓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