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全文公布后，中國社會非常振奮，而西方一些主流媒體迅速出來潑涼水。它們的主要觀點是，由中共來領導社會主義法治的建設“是自相矛盾的”，黨被放在了“法律之上”。這種簡單的標簽式評論反映出西方對中國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偏見，同時再次顯示了西方對中國最大的期望就是這個國家能夠“去中共化”。

　　促使中國社會形成對中共領導國家的反對意見，這是西方對華長期輿論斗爭的主線。西方這些年向中國思想領域打進來的楔子，大多數都與此有關。中國前段時間不斷有人主張西式的“憲政”，原因復雜，但總體看，它就是西方對華輿論斗爭的延伸。這次四中全會的決定給依法治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力，但西方關心的不是中國是否法治，而是中共的領導是否會被動搖。

　　意識形態分歧是西方對華政治偏見的主要來源之一，但不是全部。中共領導國家直接導致了中國崛起，在西方制度解決許多國家的現實問題有些失效時，中共日趨成熟的執政能力構成了中國最突出的競爭力，這讓西方倍感壓力。這一點也逐漸成為西方輿論不顧中國不斷進步的事實、總是愿意用老標準和成見妖魔化中國政治制度的主因。

　　其實，西方的有些精英心知肚明，中國在學習西方的同時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實際的路，是這個超大型社會的成功之本。他們也知道，中國如果照搬西方那一套，不僅“玩不轉”，而且必栽。但他們故意不說這些，而是專挑符合西方輿論場舊有印象、也最有殺傷力的那些帽子給中國戴，讓中國看上去永遠是另類、奇怪的。

　　中國肯定不會屈從西方的壓力搞他們要我們做的那一套，中國抵御西方壓力的政治和社會資源應當說越來越多。但我們也要看到，中西之間的這一斗爭將貫穿中國的整個現代化進程，西方會不斷翻新花樣為中國制造思想輿論的陷阱，他們這樣做的資源和杠桿同樣很多，而且這是他們的優勢領域。

　　中國需要培育抵御西方思想攻擊多層次、真管用的立體能力，開拓民間的智慧和熱情，使得西方的“思想病毒”即使進來了，也很快在中國學界和民間輿論場上遭到“圍殲”。中國主流社會需要涌現一大批愿意站出來、并有水平與西方力量開展論辯的思想和輿論領袖。

　　近年來西方向中國社會植入了很多挑戰中國政治制度的議題，比如“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愛國不等于愛黨愛政府”以及熱門了一陣子的“法大還是黨大”等。它們以所謂“普世價值”為依托，或者對中國人的傳統認知打擦邊球，或者直接搞“誅心”的進攻，有時會在局部輿論場顯得蠻強勢，而最后出來“一錘定音”的往往是中國官方力量，來自學界的理論闡述力和輿論界的自發反擊力常常不足。

　　中共領導國家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些上兩代人堅定不移的認識，需要在中國的新生代民眾中不斷以新的有效方式展開和重溫。當質疑這一基本政治現實的說法仍不時在中國互聯網上流竄時，就預示了我們的陣線仍有缺口和軟肋。

　　這不是只要我們有決心就能每仗必贏的斗爭。它將考驗中國體系的諸多質量，考驗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韌性和靈活，說到底，它檢驗的就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實際成果。和平時期又不打仗，中西競爭，輿論的力量是中西兩手牌里小牌能當大炸彈用的同花順。中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