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某之所以在短短五年間，連續犯下三樁傷人案，不能不說他很好地利用了這一“護身符”，換句話說，正是這一“刑責年齡”讓他有恃無恐，從初犯變成慣犯，終成殺人狂徒。

　　廣州番禺11歲女童盈盈失聯案終于偵破，殺害女童的嫌犯韋某（19歲，廣西人）已被警方抓獲。經警方核查，韋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鄉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時年齡未滿14周歲依法不負刑事責任；2011年，其在家鄉又因持刀傷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韋某減刑釋放后來到廣州市番禺區，至案發前無業。（1月20日《廣州日報》）

　　韋某交代，他是臨時起意奸殺了盈盈，但上述報道表明，他之殺人絕非偶然，從其屢次作案的行跡看，他這次不殺盈盈，下次還可能會殺害其他人。

　　自我國于1979年頒布的首部刑法中規定14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迄今，該規定已經沿用了37年，其合理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時移世易，當初制定該規定的諸多合理因素，如社會環境單一，青少年受到不良影響的機會不多；社會治安較好，青少年犯罪率不高，尤其是惡性案件極少；青少年普遍比較單純善良；生活條件不是很好，青少年的身心發育較遲等等，現如今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隨著生活水平提高，營養改善，青少年身體發育早就趨向“早熟”。據初步測算，青少年的發育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年至3年。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令人憂慮，腐敗現象嚴重，貧富分化日益加劇，階層對立日趨嚴峻，色情暴力影響無處不在，嚴重地影響到未成年人的成長，導致青少年犯罪率急劇上升，犯罪的初始年齡越來越低，犯罪程度也越來越嚴重。

　　假如有人認為韋某殺人案屬于極端個案，不具有說服力，那就大錯特錯了。三個月前，湖南邵東縣就發生了3名中小學生劫殺小學女教師李某云的大案。案發時，為首的劉某（13周歲，離14歲相差幾個月）對兩位猶豫不決的同伴說：我們還小，殺人不犯法。時隔不久，邵東縣又發生了一男生殺害班主任的惡性案件。另外，校園暴力事件頻發，僅以女生凌虐案來說，一些施暴者（同為學生）的手段令人心驚膽寒。

　　未成年人犯罪呈高發態勢，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犯罪占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其中14歲至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到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檢察日報》2015年7月1日）但從處理結果看，最低法定年齡恰恰成了很多施暴少年的“護身符”，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免于刑責。

　　韋某之所以在短短五年間，連續犯下三樁傷人案，不能不說他很好地利用了這一“護身符”，換句話說，正是這一“刑責年齡”讓他有恃無恐，從初犯變成慣犯，終成殺人狂徒。

　　是到調整最低“刑責年齡”的時候了。怎么調？可以參考國外經驗。如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之后，各州普遍降低了“刑責年齡”，甚至法庭上出現過10歲的少年犯。除此之外，按美國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人，只要案情后果嚴重且有前科，也可以當作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處理，并按成人標準定罪和量刑。再如英國，將未成年人劃分為不滿10周歲、已滿10周歲不滿14周歲和已滿14周歲以上三個階段分別給予不同的處罰，這樣區別處罰更科學。　

　　我們為什么不能汲取國外的成功經驗，根據社會發展和青少年身心發展變化的時代特點，與時俱進，適時調整最低“刑責年齡”呢？（王學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