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昨天的一條消息追蹤下去，才知道武漢去年4月初掀起了一場“治庸風暴”。對比一年前后的情況，讓人不能不感嘆吏治之難。當時的新聞報道用“摧枯拉朽滌蕩武漢三鎮(zhèn)”來形容其聲勢，到去年6月底，全市就已經(jīng)問責537人，其中市管局級干部7人，處級干部58人，被問責對象均被處以行政處罰，行為嚴重者甚至被司法制裁。當時有報道說：“面對嚴厲的治庸風暴，有人擔心：治庸會不會導致官員們‘人人自危’。武漢市委回應說，在責任面前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領(lǐng)導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眾就會人人自危。”可見，武漢市領(lǐng)導的決心有多堅決，整治力度有多大。但是，一年后，“治庸風暴”似乎失去了威懾力。“治庸辦”工作人員所到之處，都發(fā)現(xiàn)了“庸懶散”行為，東西湖區(qū)衛(wèi)生局的一名科長竟然在上班時間溜出去打牌，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當“治庸辦”工作人員來到江漢區(qū)一拆遷辦暗訪時，竟遭到工作人員的圍攻，直到有人報警，這些人才罷手。

　　難道“治庸風暴”徒有聲勢，實際并沒有多大的威懾力？還是少數(shù)官員一時昏了頭？具體情況局外人很難了解，但是，吏治之難的一般特點，武漢不會是例外。一般來說，對“庸懶散”的問責，不能不受一些因素的制約，未必都能根據(jù)情節(jié)的嚴重程度來問責。比如，如果某一部門或單位被問責的太多，可能要影響該部門的日常工作的維持，處理起來就不能不放寬處罰。如果牽扯到某些“敏感”的人事關(guān)系，問責的原則就要受一些委屈了。類似的遷就與“讓步”，單個地看，都是“必要”的，但是，合起來看，卻能傳遞出一個信息：問責并不那么可怕。

　　武漢把“庸懶散”都列入整治對象，其實，細究起來，這三種毛病的治理難度是不一樣的。相對來說，“庸”是最難治的。庸者，素質(zhì)、能力低下、低劣也。“懶”固然不好，但是，庸官太勤快，把事情搞砸的概率就高了，懶一點，至少損失還少一點。“庸懶散”三者的治理，治庸是關(guān)鍵。

　　“庸”，不僅僅是能力問題，還是一個精神面貌問題。蠅營狗茍者，仰人鼻息者，善于鉆營者，即使有能力，也很難不“庸”。這樣的人最能毒化一個部門或單位的風氣，如果領(lǐng)導者喜歡、重用這樣的人，那么，這個部門或單位也會漸漸被平庸化、庸俗化；真正有能力、有正氣的人會感到壓抑。如果領(lǐng)導者還想拿點成績出來裝裝門面，難免不搞弄虛作假這一套。

　　“庸”者，其實是潛伏在權(quán)力體系內(nèi)部的一個病灶，把“庸”作為整治目標，確實是抓住了關(guān)鍵。但是，提升精神品質(zhì)，提高素質(zhì)，不是刮一兩次“風暴”就能見效的。從報道來看，武漢“治庸”的緣起，是一份《武漢市投資環(huán)境問題及對策分析》的調(diào)查報告，該報告揭示了武漢市在行政、法制、財稅、金融、人文環(huán)境以及基礎(chǔ)設施等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集中起來就是“庸懶散”。為改變投資環(huán)境而整治“庸懶散”，就要求迅速見效，所以“治庸風暴”這樣的突擊性的動作就成為第一選擇；但是，突擊性行為的短處，就是效果很難長久，搞多了，“突擊性”就鈍化、疲軟了，等頑劣的官員看出你的軟肋來，“風暴”的威懾力就漸漸減弱以至于消失，也許這就是拆遷辦不把治庸辦放在眼里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