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只剩下“人權法官”可當了

　　就在險些因預算之爭“關門”之際，美國政府發表了《2010年國別人權報告》。這樣的報告一年一度，風雨無阻，即便政府面臨“關門”也不受影響，足見美國對其自詡的世界“人權法官”角色是多么的珍愛。

　　其實，自二戰結束以來，作為國際社會的實際主導力量，美國扮演著很多世界級角色。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國成為“世界貨幣的發行者”，憑借這個角色，美國不僅通過控制貨幣來保證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繁榮，甚至通過濫印美元來挽救因經濟危機帶來的衰退。美國不僅“掌管”世界貨幣的“貨幣發行者”，而且是“掌管”世界匯率變化的“匯率法官”，不管哪一個國家，只要美國覺得其貨幣的幣值被“低估”了，那么，在美國的要求下，他的貨幣就必須升值，即使是經濟實力僅次于美國的日本也不例外。

　　不僅貨幣發行和匯率變化由美國來決定，經濟信用等級也由美國來決定。世界上不管哪一個國家，即便是一個富庶的歐洲國家，其信用等級都得由美國的公司來進行評估和定級，美國實質上充當著世界“經濟信用等級評估師”。美國所扮演的世界級角色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凡是涉及到全球利益與美國利益相沖突的地方，美國都會出來“掌控局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充當世界“氣候法官”。近年，為了抑制對經濟全球化做出巨大貢獻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美國一再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排，并對此進行“裁決”，用氣候問題制裁發展中國家，然而，在這之前，美國自己的碳排放對全球氣候造成那樣大的破壞，卻拒絕在全世界公認的《京都議定書》上簽字。

　　美國的這些“世界級角色”都在反映美國對于世界事務說怎么樣就怎么樣，甚至美國可以讓別人都怎么樣，而他自己卻可以不這么樣。這些角色是美國主導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征。在這樣多的“角色”中，美國世界“人權法官”的角色原本并不太顯眼，但今天，隨著美國駕馭其主要“角色”能力的衰減，這個稱謂卻顯得越來越突出。因為扮演那些“顯眼”角色越來越力不從心，而只有這個角色似乎還可以駕輕就熟地扮演著。

　　次貸危機，使華爾街遭受重創，而美聯儲要用美元來拯救美國，卻只有狂印美元這一個辦法，這么做能不能拯救美國經濟很難說，但卻一定會害了全球經濟，這一點已經使美國從世界貨幣的“發行者”蛻變成了世界貨幣的“印刷者”；從廣場協議到歐債危機，匯率始終是美國主宰全球經濟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但當它欲對人民幣匯率行使“裁判權”時，卻遇到了強有力的抵抗，雖然中國經濟不一定強于當年的日本，但美元自己的瘋狂行徑早已使它筋疲力盡，再無力于在亞洲上演一次“廣場協議”；近幾年，隨著一輪又一輪的氣候談判無果而終，氣候大會似乎成了一個專門用來爭吵的場所，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上，美國等發達國家干脆單方面強推一個“丹麥草案”，結果遭到發展中國家普遍反對，這實際上標志著其“氣候法官”虛偽稱號的終結；至于那個所謂的“信用等級”評估，連他的盟友都不以為然。

　　美國的一個個角色之所以不能長久地扮演下去，是因為他借助經濟實力在全球所要構建的是一個強權政治的體系，而不是要樹立一個公正管理的氛圍，這既是導致其經濟不振和政治失信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必然后果。而“人權法官”的角色還要強撐著扮演下去，那多半是因為這牽涉到美國乃至西方的價值觀。美國的所謂“人權”，代表的不是人的權利，而是金錢的權利。美國始終相信，錢的力量大于一切，所以即使其他角色日漸衰弱，他也不會放棄宣揚“人權”，即其所恪守的金錢價值觀，即使這一價值觀已是危懸在愈發膨脹而虛無的美元泡沫之上。

　　發展中國家在針鋒相對地反擊美國所謂“人權”謬論的同時，應該清楚，這種披著“人權”外衣的西方國家的基本價值觀，不可能引領世界走向一個公正、美好的未來。發展中國家應該以此為契機，對發達國家進行廣泛、深入的“反評估”和再審視，進而為全球化市場經濟的未來發展探尋新的路徑。（周寂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