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阿塔圖爾克國際機場6月28日遭恐怖襲擊，共造成近三百人死傷。土耳其當局稱證據指向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觀點認為，此次土耳其機場遭襲擊可能預示著新一輪恐襲的開始，歐洲安保再響警鐘。

　　在不久前的今年3月底，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機場和地鐵站發生的系列爆炸襲擊已造成34人死亡，超過170人受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制造了襲擊事件。這使遭受巴黎恐襲、難民危機的歐洲雪上加霜�？植酪u擊為何接連發生在歐洲？有幾個原因不可忽視：

　　一是出于歐洲地緣政治劣勢。地緣條件優越的美國非法移民大部分來自于墨西哥或其他地方，外來恐怖襲擊副作用相對較小。相比之下，歐洲更臨近于民族宗教形勢復雜的中東地區，中東動蕩的難民、非法移民惡果更容易襲擊歐洲。

　　二是歐洲自身對非法移民、難民的管理相對薄弱，歐洲內部對穆斯林移民、難民的政策猶豫徘徊，防范安全威脅力有不逮。

　　三是歐洲對中東敘利亞、伊斯蘭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也為遭受恐襲埋下隱患。歐洲跟從美國對敘利亞進行雙重標準的干涉引發相關伊斯蘭世界不滿，對“伊斯蘭國”的打擊也引起相關方的報復。國家與恐怖主義的矛盾演化為恐怖分子對貧民的不對稱傷害。

　　歐洲頻頻遭遇恐襲事件表明，全球民族政治牽一發而動全身，敘利亞中東地區動蕩與伊斯蘭國問題外溢影響歐洲穩定，可謂“中東失火、殃及歐魚”。需要指出的是，肇事的恐怖極端分子與廣大的穆斯林并非一回事，恐怖襲擊只是恐怖分子利用民族與宗教的外衣進行的政治外交與刑事犯罪。

　　伊斯坦布爾、布魯塞爾與巴黎恐襲、難民危機等問題的發生，引發了在民族政治全球化背景下，人們對西方民族理念與政策的多重反思。

　　首先，暴露出西方多元文化主義理念與政策的失敗。用普京的話說，多元文化主義過于強調少數民族的特權，卻未能獲得少數民族的社會融入、國家認同等相應的責任擔當。歐洲一些領導人也承認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弊端，民族理論與政策正從“多元文化主義”向“促進社會融入”轉變。

　　其次，外來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種族主義與歐洲本土的極右勢力(歧視少數族裔)交織，提供恐怖主義滲透的土壤，加劇伊斯蘭極端民族宗教力量與西方的文明沖突。

　　第三，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后，影響到全球政治穩定與相關國家的民族與移民政策�？植酪u擊可能加劇歐洲老齡化與穆斯林化問題，使之出臺更加嚴厲的排斥移民與難民的政策，加大歐洲一體化受阻風險，使主張排斥移民政策的政治人物在選舉中贏得更多選票。(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教師、北大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