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在安卡拉的一個藝術展開幕式上遭槍擊身亡。兇手被現場擊斃，事件也迅速被界定為恐怖襲擊。鑒于當前俄土關系的復雜和敏感，很快有分析將此次刺殺和導致一戰爆發的“薩拉熱窩事件”相提并論。

　　單從襲擊手法上看，此事件與一戰前夕的斐迪南大公遇刺的確有一定相似性。不過，如果尋根探源、細加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顯然比相似之處大得多。百年之后的這場刺殺，與其說預示著傳統政治的回歸，毋寧說揭示了當今新世界遇到的嚴重的新問題。大使遇難的方式雖然古老，但事件本身卻集中體現了恐怖主義發展的幾個新動向。

　　一是恐怖來源“去中心化”。總體而言，拉登時代的恐怖襲擊絕大多數是由“基地”這樣分支機構遍布全球的中心化組織策動并實施。拉登被擊斃后，雖然IS代表的新型恐怖組織迅速崛起，甚至同政府軍公開對峙，但IS遠沒有像“基地”那樣建立具有全球行動力的組織體系。雖然IS總是樂于認領包括此次大使遇刺在內的案件，但這更多是一種出于擴大組織影響的事后追認。IS即便對襲擊發揮了作用，從其在“主戰場”外認領的多數案例看，它通常只是發揮了思想影響，而不是在行動中具體策劃指揮。此次案件已披露的兇手信息表明，這是又一起典型的“非中心化”襲擊。

　　二是襲擊行動“獨狼化”。IS的崛起代表了恐怖主義的“陣地化”發展趨勢，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與其相對的襲擊“分散化”進程也在同時加速。受恐怖來源“去中心化”影響，更多的襲擊行動開始化整為零，不再采用大規模、有組織的團隊運作，“獨狼式”恐怖襲擊由此成為“后拉登時代”迅速擴散的惡性腫瘤。奧巴馬在拉登被擊斃三個月后闡釋了“獨狼式”恐怖襲擊的概念，并將其列為心腹大患。五年之后回首世界，奧巴馬不幸言中。從創下美國槍擊案中最大傷亡紀錄的“奧蘭多案”，到此次大使遇刺，“個體戶”式的恐怖襲擊早已不是偶發現象。

　　三是發動主體年輕化。這名叫麥夫柳特的作案者生于1994年，只有22歲。如果聯系近年來發生的其他重要案例，這種襲擊者更加年輕的現象并非孤例。比如，今年3月比利時布魯塞爾案中的主犯巴克拉伊兄弟分別為29歲和27歲，去年巴黎恐怖襲擊案主犯薩拉姆作案時是26歲，而兩次襲擊中共同的“炸彈專家”納吉姆只有24歲。有研究表明，新世紀以來的恐襲發動者比上個世紀大約年輕了5-10歲。

　　四是襲擊者職業泛化。一線作案的恐怖分子在人們眼中的傳統印象，通常來自社會的最底層，經濟貧困、無正當職業，甚至解決不了溫飽問題。這次的兇手卻是畢業于警察學校、就職于安卡拉警方的公職人員。實際上，職業泛化、階層模糊化、來源多樣化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恐怖陣營的人員結構。在這次事件中，從事防暴反恐的警察自己卻成為恐怖分子，更是讓職業的泛化趨勢突破了最后底線。這表明，恐怖主義的滋生遠不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復雜的政治問題。兇手通過在現場高喊“不要忘記阿勒頗”表明其對俄不久前在敘利亞軍事行動的抗議；也用“我不會活著出去，在這個暴政中有份的人，個個都會付出代價”的遺言闡明了他的極端政治立場。

　　俄土關系在過去的一年中幾經轉折，卻不太可能因此次事件再次逆轉。一年前，在敘利亞執行轟炸任務的俄戰機被土耳其擊落，曾讓兩國關系陷入冰點，俄國防部甚至在隨后公布了土耳其政府與IS進行石油交易的“證據”。不過，由于埃爾多安總統在土耳其未遂政變后在反恐問題上轉向積極、主動向俄妥協，俄土關系有了重大改善。事件發生后，兩國總統均強調不讓破壞俄土關系的圖謀得逞。

　　這表明，當今世界的大國關系和民族矛盾雖然依舊錯綜復雜，但理性政治畢竟已經成為主流，無論是“新冷戰”回歸的危險還是“反體制”運動的興起，都不太可能讓世界政治回到百年以前。將大使遇刺同薩拉熱窩事件相比并無必要，人們更應該警惕的是事件背后恐怖襲擊的深層根源及其代表的政治極端化新趨勢。（卜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