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副教授石正方16日在華廣網刊文表示，繼“大三通”之后，兩岸交流涌現了許許多多堪稱開創性、指標性意義的“兩岸通”，如兩岸“通游”、兩岸“通學”、兩岸“通婚”、兩岸“通信”、兩岸“通匯”等等。在凸顯和平發展的利好形勢下，兩岸“大交流”欣欣向榮，不斷取得新進展，步入新里程。這些“兩岸通”作為兩岸在特定領域交流的“零突破”或者重大進展，對兩岸在該領域全面深入交流具有激活作用，因而，其重要性不亞于兩岸“大三通”，所以也被稱作兩岸“第四通”。

　　全文內容如下： 

　　2008年11月4日，兩岸兩會“臺北會商”成功簽署了《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和《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宣告兩岸同胞期盼了近30年之久的“大三通”終于成為現實，兩岸交流進入全面“三通”時代。“大三通”的實現，不僅意味著兩岸經貿、航運、郵政往來的“截彎取直”、兩岸交流效率的提高，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其標志著兩岸互動協商、和平發展時代的來臨，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局面的開啟，預示著兩岸交流將在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得到快速、飛躍發展。正所謂“‘大三通’打通了兩岸交流的‘任督二脈’”，近年來兩岸在社會經濟文化諸多領域交流交往的飛速發展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繼“大三通”之后，兩岸交流涌現了許許多多堪稱開創性、指標性意義的“兩岸通”，如兩岸“通游”、兩岸“通學”、兩岸“通婚”、兩岸“通信”（“電信通”——兩岸海底光纖對接）、兩岸“通匯”等等。在凸顯和平發展的利好形勢下，兩岸“大交流”欣欣向榮，不斷取得新進展，步入新里程。這些“兩岸通”作為兩岸在特定領域交流的“零突破”或者重大進展，對兩岸在該領域全面深入交流具有激活作用，因而，其重要性不亞于兩岸“大三通”，所以也被稱作兩岸“第四通”。

　　其中，如MOU的簽署推進兩岸金融合作步入實質階段，由此拉開兩岸金融合作的序幕。從大陸QDII入臺股投資到兩岸ECFA早收項下金融服務業開放合作，以及兩岸簽署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建立貨幣清算機制等，兩岸金融合作領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始于“MOU”，可以說MOU不啻為兩岸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另外，以2008年7月4日大陸居民赴臺旅游首發團啟程為標志，兩岸“通游”正式開啟。這一歷史性突破，不但促成大陸居民赴臺旅游規模成長，為臺灣經濟注入生機活力（據臺灣方面統計，截止2012年6月底，大陸游客赴臺總計已近466萬人次，為臺灣創造了2022億新臺幣的可觀收益），推動了海峽兩岸旅游合作的深化發展，催生了海峽旅游品牌。而且，其意義不僅限于經濟層面，兩岸“通游”有效促進了兩岸社會文化交流，特別是大陸居民赴臺個人游，為兩岸社會近距離接觸提供條件，創造了兩岸民眾通過深入交流交往縮短心理距離的機會。而兩岸直接“通匯”，則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便利兩岸經貿人員往來，減少經由第三地通匯的效率、效益折損，還會促進兩岸跨岸網購等新業態、新消費模式的快速成長，惠及兩岸商家業者，便利兩岸消費者，提升兩岸民眾福祉。

　　事實上，無論是兩岸“三通”還是兩岸“第四通”，其實質都是經由兩岸機制性協商，消除兩岸相關領域交流的政策障礙，打破制度瓶頸和矯正制度性扭曲，建立溝通兩岸、實現雙向交流的便捷通道，從而有效促進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的對接和融合。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先生曾提出以“搭積木”方式推進兩岸關系的主張，兩岸往來不斷涌現的“第四通”正在踐行兩岸關系發展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規律。只要兩岸秉承一個中國原則，協力維護兩岸和平發展，則必將迎來兩岸關系的光明前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石正方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