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中國近代的命運

　　儒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可是，到了近代，儒學卻連連遭到批判，其地位和影響不斷削弱、衰微，最終失去主流、統(tǒng)治地位，被邊緣化。這是中國儒學發(fā)展、演變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如何看待儒學在中國近代的命運，關系著對儒學的理解和認識，也關系著在今天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我們應怎樣對待儒學。

　　社會變革 文化轉型

　　儒學的衰微其實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社會轉型和文化革新、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這一過程與中國近代化的展開、古代社會的解體基本同步，其歷史必然性不言而喻。不同性質的社會變革一旦在中國展開，文化革新就相應提上了日程，就勢必要不斷觸動傳統(tǒng)儒學，以致最終否定它的神圣地位。在變革過程中，中國古代社會結構逐步解體，儒學也勢必隨之同步衰微。近代批儒批孔，既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進程。

　　近代的批儒批孔始終是同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封建等級制度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近代新學家之所以先后起而批儒批孔，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儒家不只是君主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的維護者，還是它的理論辯護者。這便是所謂“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則其位不固”。一旦儒學遭到猛烈抨擊，其神圣性逐步喪失，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也就失去了理論支柱，發(fā)生嚴重動搖。同時，近代變革者、新學家對以三綱為核心的舊禮教也展開了持續(xù)而猛烈的批判。三綱解體，精神枷鎖被打破，有力地促進了封建專制制度、等級制度的瓦解和人的解放。

　　而對儒學自身的存在與轉化而言，近代的批儒批孔也未必不是好事。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對儒學而言，近代新學家們對它的批評，可以說起到了“排毒”、“去污”的作用，做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凈化”工作。這對后來人們全面認識儒學、更加深入地研究儒學，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對儒學的轉化來說，這種凈化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儒學才有了“開新”的可能。

　　中國近代對儒學和孔子的批評總體而言具有歷史合理性。但這場思想文化斗爭也存在一些偏失。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乃至文化革新是由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fā)而生的，旨在救亡圖存，謀求民族振興。因此，引發(fā)的批儒批孔始終帶有鮮明、強烈的政治性，而主要不是文化批判。近代批判者們是將孔子作為封建專制制度、舊禮教的代表、符號和象征批判的。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實際上是要讓孔子和儒學來承擔封建專制、舊禮教的種種罪惡。這樣的批判過于簡單，甚至帶有情緒化。而這同當時流行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有著密切聯(lián)系，即強調中與西、新與舊“水火不相容”，兩者只能“存其一，廢其一”。既然那時的當務之急是學習西方，那么就只能“廢孔學”，拋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