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民進黨召開中執會，決定中央黨部恢復設立“中國事務部”。華廣網今日刊載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張文生的專論文章指出，民進黨不顧外界的批評與質疑而堅持使用“中國事務部”的名稱，無非就是“臺獨”意識形態作祟，想要突出“一中一臺”、“一邊一國”的兩岸政治定位。以“臺獨”意識形態為基礎來虛構所謂的“善意”，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十足的無知。

　　評論摘編如下：

　　蘇貞昌當選民進黨主席之后，就提出不僅會恢復已被廢止的“中國事務部”，更將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但是外界對于民進黨恢復“中國事務部”運作的成效信心不足，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就指出：“用‘中國事務部’這個名稱，不是在化解兩岸問題”，他建議民進黨成立“兩岸事務委員會”。應當說，許信良點出了民進黨處理大陸事務的最大癥結，是對蘇貞昌和民進黨的善意提醒，但是蘇貞昌和民進黨似乎寧愿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而不理會外界的觀感和質疑。

　　7月25日，民進黨新任的中評委、中執委及中常委宣誓就職，并且召開第一次中執會，通過了“中央黨部組織規程條例”修正草案，決定民進黨中央黨部恢復設立“中國事務部”并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對于外界有關“中國事務部”或“中國事務委員會”名稱的質疑，民進黨的制式回應是：“中國是一個中性名詞”、“名稱不是最重要的”。民進黨已經作了決定，“中國事務部就是叫做中國事務部”。

　　名稱真的不重要嗎？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海峽兩岸的政治分歧與統獨爭議往往最后都集中體現在名詞名稱上。民進黨為什么孜孜以求地推動“制憲正名”、“去中國化”，不正是在名稱問題上做動作，圖謀以名稱引導認同。假如“名稱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民進黨為何不大大方方地使用“大陸事務部”或“兩岸事務委員會”的名稱呢？

　　民進黨不顧外界的批評與質疑而堅持使用“中國事務部”的名稱，無非就是“臺獨”意識形態作祟，想要突出“一中一臺”、“一邊一國”的兩岸政治定位。蘇貞昌出掌民進黨之后，一方面表示“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臺灣和民進黨不能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宣稱“要自信、積極地與對岸互動”；另一方面又“以不變應萬變”，反復強調所謂“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是所有臺灣人的臺灣、臺灣是世世代代人的臺灣”的繞口令式的“臺灣共識”。既想在兩岸關系上展示新意，又想頑固堅持“臺獨”意識形態，這種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手法，正是蔡英文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無法取信于民的關鍵所在。

　　民進黨恢復設立“中國事務部”，更大程度上是對內交待的需要，是應對選舉的需要。民進黨設立“中國事務部”，主要的目的是向選民展示處理兩岸關系和保持臺海穩定的能力，某種程度上是對選民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表達的不安的反省和回應。至于在實際上，“中國事務部”或“中國事務委員會”能否跨越兩岸的障礙，似乎并不在民進黨的考慮之內。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表示：“未來中國事務部主要工作包括中國事務數據的搜集與跟蹤分析，中國事務的推動與聯系，以及最重要的臺灣安全與臺海和平的戰略研究等等”。民進黨另一位發言人林俊憲表示：“‘中國事務部’是黨內研究幕僚單位，未來成立的‘委員會’則是黨內專家學者討論溝通的平臺”。從民進黨中央的功能定位上看，“中國事務部”作為民進黨的幕僚機構，貫徹執行民進黨的“臺獨”政治路線，恐怕更大程度上會演變成為制造和引發兩岸對立、對抗的“麻煩制造機構”。

　　蘇貞昌表示，“設立‘中國事務部’的決策就是向大陸釋出善意、改善彼此關系所做努力的第一步”。以“臺獨”意識形態為基礎來虛構所謂的“善意”，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十足的無知。“中國事務部”作為民進黨處理兩岸事務的專責機構，卻在兩岸關系上樹起了“臺獨之墻”，難道民進黨設立“中國事務部”是用來自娛自樂不成？（張文生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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