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汪毅夫（圖片來源：中評社）

　　香港中評社23日發表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汪毅夫文章，以下為內容摘編。

　　日人伊藤之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年9月版）提及近代日本元老之一的西鄉從道。其中有一段講道：“西鄉從道是薩摩出身，在征韓論戰中活躍于大久保利通麾下。他原本是陸軍軍人，但后來轉為海軍，并在內閣制度創立后斷斷續續地擔任海相，總任時間長達10年之久，建立了能夠贏得甲午中日戰爭的日本海軍”，“由于在與兄長西鄉隆盛的對決中不幸地使對方死亡，西鄉從道心懷愧疚，因此他決不試圖謀求海相以上的更具前景的地位”，西鄉從道“卒于1902年7月18日”。

　　我今天要講的是西鄉從道率軍入侵臺灣的故事。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人借口琉球海難船民遭“臺灣生番”殺害，由西鄉從道率軍入侵臺灣。清廷明確指出：“生番地方本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視”，“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并命與日本侵略軍頭子西鄉從道交涉。臺灣地方要員“同日本中將西鄉從道反復論辯，逐條窮詰”，“并帶去《臺灣府志》一本，內開瑯嶠十八社系屬歸化生番，交其閱看”。接著，清廷調精銳部隊淮軍銘、武13營共6500員從江蘇徐州移駐臺灣鳳山。當時，侵略軍中發生傳染病疫情，可謂為天所因。西鄉從道聽聞大陸派來精銳部隊，終于在天困、理虧和力怯的境地里撤軍走人、逃之夭夭。（作者：汪毅夫，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