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潤驟降近四成、重組成本高企、全球供應鏈承壓——這是大眾集團剛剛公布的2025年上半年財報所揭示的現實。乍看是一份企業半年報，實則是一塊“德國制造”在全球政治經濟裂變中的試金石。大眾的陣痛，不只是個體車企的挑戰，而是整個德國工業在制度壓力、地緣摩擦與技術轉型三重夾擊下的縮影。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業績回顧，而是一場制度與戰略的深度體檢。從非市場化成本的急劇上升，到全球協同體系的斷裂，再到創新路徑對中國市場的結構性依賴，大眾財報清晰勾勒出“德國制造”正在經歷的路徑重構。在這張復雜博弈的地圖中，中歐制度型合作正是穿越不確定性的關鍵錨點。

　　利潤驟降背后

　　關稅陰影下的“非市場成本”

　　根據業績報告，德國大眾2025年上半年營收達1584億歐元，同比基本持平；但營業利潤同比下降33%，至67億歐元，稅后利潤下跌超過38%，至44.7億歐元，遠低于市場預期。

　　根據大眾方面解釋，導致利潤大幅下滑的核心因素之一，正是美國政府對電動汽車及零部件加征的新一輪進口關稅。這一政策給大眾集團帶來了高達13億歐元的成本負擔。

　　大眾汽車集團管理董事會主席 奧博穆：我們在美國面臨的關稅顯著提高，比過去高出25%。我們明顯感受到，僅上半年就給我們的業績帶來了13億歐元的負擔。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對大眾汽車集團進行大規模重組，并采取了預防措施，以改善大眾汽車集團的成本結構。

　　△德國《明鏡周刊》評論文章截圖

　　對此，德國《明鏡周刊》評論稱，“沒有人比大眾更需要達成一項‘特朗普式協議’”。原因在于，與寶馬和奔馳等在美設有整車工廠的競爭對手不同，奧迪和保時捷等大眾旗下高端品牌目前并未在美國本土投產，導致其深受27.5%的進口稅重壓。即便不調價，大眾也不得不“自吞”稅賦苦果；而若選擇提價，則面臨失去美國市場份額的風險。

　　《每日新聞》指出，“美國的高額關稅不僅吞噬了大眾本就微薄的電動車利潤，更嚴重擠壓了旗下高端品牌的盈利空間。”

　　多位德國業內人士在接受總臺記者專訪時表示，這種由政策主導的“非市場”干預正在形成一種企業無法通過商業手段轉嫁的“制度性成本”。

　　德國采埃孚集團董事 彼得 霍得曼：我們目前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這些關稅只會導致北美，尤其是美國的汽車整體更貴。而汽車價格上漲，銷量就會減少。整個關稅政策的主要弊端就在于汽車產量減少。當產量下降時，我們作為供應商，也只能減少零部件的供貨。整個汽車工業最終都會受到沖擊。

　　德國企業管理咨詢專家 托馬斯·斯帕努斯：客戶反饋顯示，整個關稅政策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包括成本上升、迫使企業調整計劃等直接影響。還有間接影響，即使是已經在美國生產的企業，也無法實現整車全鏈條生產，一些零部件仍需從海外運輸，這就造成了供應鏈的中斷和更多的不確定因素，戰略規劃難以推進，企業壓力倍增。

　　制度性成本的疊加，成為德國制造業在當前國際環境中面臨的第一重結構性壓力。

　　斷裂的協同

　　全球車企供應鏈困境

　　在制度性成本之外，另一個深層沖擊正通過產業鏈傳導機制顯現：全球汽車產業的供應鏈正在被迫重構。電動車尤其依賴跨國零部件協同，而美國的關稅政策打亂了這一節奏。

　　一方面，德系車企已在美國設廠多年，具備一定的本地化能力；但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車產品涉及大量高精密度零部件與嵌入式軟件系統，短期內難以實現“閉環生產”，這使得任何政策壁壘都可能造成連鎖反應。

　　全球制造協作體系的斷裂不僅意味著效率損失，更增加了企業在戰略規劃與財務成本控制方面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格局下，單邊主義政策帶來的“短板效應”，正逐漸演變為整個產業生態的“系統性硬傷”。多位業內人士指出，一旦政策變量超過企業自身可控范圍，整個制造系統的適配性就會大幅下降，傳統的成本優化和布局邏輯也將面臨重構。

　　從銷售市場到創新引擎

　　中國在全球市場角色正在重塑

　　面對歐美市場的不確定性，中國及亞洲市場的重要性正在提升。大眾財報顯示，2025年上半年其在中國的銷量同比下降3%，但集團仍明確強調，將通過軟件、電池等關鍵技術領域的合作，強化亞洲市場的長期增長潛力。

　　大眾汽車集團首席財務官兼首席運營官阿諾·安特利茨在財報發布后的電話會議中表示，大眾已在中國看到“溫和回暖跡象”，并對集團在華推進本地化平臺和技術合作表示“非常有信心”。

　　面對傳統市場波動，中國正在從“銷售終端”轉變為“創新引擎”，對德系車企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定義。大眾集團與中國本土企業在電動化、智能化方面的合作不斷深化，正推動其全球戰略結構的重塑。

　　德國資深媒體人 岡特拉姆·凱撒：曾經對于包括大眾在內的車企而言，中國只是單純的銷售市場，但近年來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中國在技術、軟件等領域的貢獻日益增大，這些成果完全可以被善加利用，不僅適用于中國市場，同樣也能很好地引入歐洲和德國市場。日前的中歐領導人會晤表明，雙邊合作潛力巨大，現在需要做的是團結協作，而不是互相制造困難，才能夠實現互利共贏。

　　這一判斷已在大眾的實際行動中得到印證：與小鵬汽車聯合研發下一代電子電氣架構，自2026年起在華量產；CARIAD與地平線成立合資公司，專注自動駕駛芯片；同時也與中科創達合作智能座艙解決方案。這些創新項目不僅服務中國市場，也可能“回流”歐洲，為大眾整體技術體系賦能。

　　從“市場導向”到“技術協同”，中國市場的角色重塑正在成為德國車企應對外部壓力、尋求可持續創新的重要支點。

　　制度型協作

　　中歐關系中的確定性支點

　　當多邊機制承壓、國際規則體系日益碎片化之際，中歐之間的制度性合作顯得尤為可貴。多位德國政經界人士在接受總臺記者專訪時表示，中歐之間的產業協作正成為應對全球不確定性的重要支點。尤其是在多邊機制承壓、規則退化的當下，制度型合作對于保障跨國制造體系的穩定性尤為關鍵。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經濟與社會發展司司長 托爾斯滕·吉樂：很遺憾，目前諸如由世貿組織制定的國際貿易規則正面臨沖擊。這既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不符合德國的利益。我認為，作為兩個出口大國，德國和中國都支持規則導向的貿易與投資體系。我非常希望，德中能再次成為全球規則體系的推動者，也相信通過雙邊合作，能夠共同塑造國際規范，避免世界分裂成一個個孤立的小碎片。

　　不只是制度層面，中歐合作的穩定性還來自多維度的長期互動基礎。不少人認為，中歐關系不僅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也為全球穩定注入了建設性力量。

　　巴伐利亞州前區域發展和環境事務部長 彼得·高韋勒：過去50年，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如何讓十幾億人口擺脫貧困、走向繁榮。我們東西方曾一度各自為政，但最終意識到需要相互借鑒。我們對中國人成功應對挑戰以及如今在世界政治博弈中成為穩定力量深感欽佩。我認為，中國及其政策的更多參與有助于穩定與和平解決重大沖突。

　　在企業層面，中歐在綠色產業鏈、高科技領域的協作也在不斷加深。中方在自動駕駛、芯片、數字化等技術領域的突破，成為德系車企全球布局中的關鍵動能之一。

　　德國寶馬政府事務副總裁 托馬斯·貝克：在巴伐利亞、在歐洲開啟與中國政治層面合作約20年后，我們開始在中國拓展業務。必須說，這是一段悠久且成功的發展歷程。尤其在高科技、數字化和未來出行等領域，比如自動駕駛，中國本土技術能力的提升讓我們受益匪淺。而早年在政治層面建立起的合作框架是我們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關鍵因素。

　　當前，德國制造正處于戰略轉型與制度困境的雙重擠壓。與中國的制度型協作，有望為其提供確定性的戰略支點。從產業協同、標準對接到綠色轉型，中歐之間的合作空間仍極其廣闊。

　　在混沌中尋找秩序

　　在裂變中重塑依賴

　　大眾財報背后，不僅是一家跨國車企的賬本，更是一張關于地緣結構重構、政策風險博弈與技術轉型突圍的復雜地圖。制度成本上升、供應鏈斷裂與技術焦慮正同步襲來。

　　但同樣清晰的是，中國正從制造的終端轉身為技術的源頭，中歐制度型協作必將成為未來全球制造業穩定秩序的錨點。

　　對于德國制造而言，今天的危機或許正孕育明天的路徑依賴重塑。而答案，或許正在東方。跨大西洋政策的不確定性正在無形之中促使中歐合作朝更加穩定、更具規則化的方向推進。這或許正是“德國制造”在全球動蕩中尋找到的“確定性”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