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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泰晤士報》7月14日文章，原題：抨擊中國人權記錄的鬧劇
歷史的鬧劇正在重演。到了現代，人權活動分子又開始采用60年前西方人對“邪惡的東方人”采用的卑鄙的雙重標準。這些人權活動分子呼吁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占領”西藏和“侵犯”人權等行為施加壓力。
西方在道德問題上沒有權利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說三道四，無論是涉及人權還是民主問題。人權觀察組織希望戈登·布朗就中國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向其施壓，但布朗本人就是應當為伊拉克的毀滅負主要責任者之一。為什么會有人希望讓布朗、布什或者薩科齊來“教育”中國人呢？他們自己都對基本的自由和國際穩定表現出了赤裸裸的蔑視。
人權活動分子傳達出的信息似乎很清楚———雖然西方偶爾犯“錯誤”，例如在伊拉克和關塔那摩，但東方天生更邪惡。簡而言之，“我們”侵犯人權是無心之過，“他們”侵犯人權就是源于文化上與生俱來的“邪惡”。
人權活動分子在涉及東方的問題上正在不知不覺地重新背上“白種人的包袱”。這可能會讓布什和布朗暫時感覺高人一等，但對于在中國推進民主權利來說毫無用處。（作者奧尼爾·布蘭丹）
